“实验”观念与“先锋”姿态——从“实验小说”到“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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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左拉之文学“实验”观念及文学“科学化”主张，一方面将自然科学对“人”的新发现运用于文学创作，拓宽了人的描写领域;另一方面又从科学观念中汲取合乎文学本质要求的怀疑精神和自由精神，形成了“实验主义”的文学新理念。“实验小说”之“实验”观念，其要旨是颠覆传统，不断创新；在“实验”观念所开启的“反传统”思想立场与先锋姿态方面，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息息相通。现代主义之“实验主义”的精神品格与方法论，直接源自自然主义所倡导的“小说实验”。“实验主义”引发了空前的创新奇观，但其“反传统”的先锋姿态绝不意味着与文学传统的“断裂”。

作者简介

蒋承勇，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

曾繁亭，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

Title

The “Experimental” Notion and the “Avant-garde” Gesture: From “the Experimental Novel” to “Modernism”

Abstract

The “experimental” literary notion and the “scientific” literary doctrine of Emile Zola have expanded the range of description of man by applying the new discovery of “Man” by natural sciences to literary cre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formed a new “experimental” literary notion by absorbing the spirit of skepticism and freedom from scientific notions which meet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literature. The key of the “experimental” no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Novel” is to overturn tradition and keep creative. In terms of the “anti-traditional” standing point and the avant-garde gesture initiated by the “experimental” notion, Naturalism and Modernism are quite similar. The “experimental” spirit and methodology of Modernism were directly originated from the “novel experiment” upheld by Naturalism. “The experimentalism” caused unprecedented creative wonder while its “anti-traditional” avant-garde gesture never meant “disruption” from literary traditions.

Authors

Jiang Chengyong is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 China). Email: [e-mail]

Zeng Fanting is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Email: [e-mail]

《实验小说论》(1880)是左拉集中阐述其文学“实验”观念的理论文献。在左拉的论说中，“实验小说”就是自然主义小说的代名词，这一点似乎无可争议；但“小说实验”到底是怎么回事？文中则有些语焉不详，这也是后来人们对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提出种种批评的重要原因。

诚然，小说的创作与实验室里的科学探求是两项完全不同的工作；科学家的科学实验与左拉所倡导的文学实验肯定是截然不同的。对此，法国作家和评论家让·弗莱维勒在《左拉》一书中曾不胜其烦地进行长篇累牍的论证驳辩——科学家的实验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而小说家的实验却只能发生在他的头脑里；前者主要受实验设备与条件等外在客观因素制约，可以有不同的人无限地重复同一实验得出大致相同的反应与结论，而后者则主要与个人的气质与想象力等内在主观因素相关，对同一个实验100个人肯定会有100个截然不同的反应与结果……

但倡导“实验小说”的左拉是否明白弗莱维勒认真论证出来的这些浅显道理呢？如果人们可以设定——作为一个文学天才的左拉尚未“天才”到成为一个真正的白痴，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便没有任何悬念可言。既然如此，像弗莱维勒一样在滔滔“雄辩”中指责左拉混淆了科学与文学、科学实验与文学实验的区别，便不能不被看作是高估自己智商的无聊之举了。

平心而论，对“实验小说论”后来争讼纷纭的局面，左拉并非完全没有责任。在《实验小说论》中，基于克洛德·贝尔纳的科学哲学观，他首先表明了这样的哲学信念：在人类的一切知识里，经验的实践先于理论或观念的体系。“科学总是后出现来寻求先前已经观察和收集到的各种现象的规律。规律一经找到，经验一经得到说明，先前的观念体系就被消灭而让位于新的科学理论；科学理论一方面表现已知事实的规律，另一方面指出以扩大科学领域为目的的进一步研究方向”(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68) 。在此基础上，他大力倡导实验的方法论观念，因为在他看来——作为方法论，实验用科学的客观标准来对抗既有权威，能够促进科学和艺术的不断发展。但左拉在阐述自然主义文学的“实验”主张时，非但完全照搬了贝尔纳《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的理论构架，而且还连篇累牍地摘抄(已经不是“引用”)了该书中的大量科学论述。对自己这样的行文，左拉的态度不但是虔诚的，而且是坦率的——长文开篇，左拉就称“我的一切论述都原封不动地取之于克洛德·贝尔纳，只不过始终把‘医生’一词换成‘小说家’，以便阐明我的思想，使之具有科学真理的精确性”(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62) 。在一个科学在社会与文化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为了替自己的文学主张找到理论依据，左拉的这一做法，似乎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然而，这种借科学之“矛”攻文学之“盾”的简单论证非但没有将问题真正讲清楚，反倒是煮出了一锅理论“夹生饭”。

应该承认，很大程度上堪称缺乏哲学理论素养的天才作家左拉，在《实验小说论》这篇被很多人视为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宣言的文献中，“情急”之下采用了错误的写作策略和写作手法。就此而言，《实验小说论》也许真的就是左拉文字生涯中影响最大、同时缺憾也最多的文本。当然，这样说并非是要否定左拉在该文中所表达的自然主义文学“实验”观念的价值。毕竟，观念的正确与否与这一观念表述得是否得当，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事实上，尽管该文由于话语移植太过僵硬而影响了其作为理论文献应有的严谨，但如果能准确把握贝尔纳学说中的“实验”观念，并参照左拉在其他自然主义理论文献中的相关表述，我们完全可以把握“实验小说”理论的真谛——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实验”的观念之中，自然主义文学的革命性或构成了文学革命的自然主义文学才得到了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

01

“实验”的观念

“实验小说”的要义在于“小说实验”。因而，准确地理解其从贝尔纳那里借来的“实验”一词的确切内含，便成为理解左拉“实验小说”理论的关键。

在著名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贝尔纳的笔下，“实验”已经从一般的实验室操作被提升到了科学哲学一般“范畴”的高度，成为现代科学中基本的方法论观念。

“实验”的观念，强调超越经验论者偶然的观察与被动的接受，通过主动设置现象的展开，在不断地“试错”中反复观察-寻思，找出“现象”底下的“法则”。“实验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人为发起的观察” (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63) ，而能够让人发起并进入这种主动观察“程序”的动因或前提，则是他其前在一般观察基础上所形成的对特定事物或现象的待定“观念”；这一处于待定状态的“观念”，类如一种“悬思”，是一种拒绝任何“先入之见”的“怀疑”中的“寻思”。“发起实验的那个思想决不是信手拈来的，也不纯粹是想象出来的，他必须永远在所观察的现实即自然中有一个支撑点”(左拉，《实验小说论》，《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745)。大致说来，作为现代科学基本的方法论观念而非一般实验室里的操作程序，“实验”包含着如下三个现代科学的精神法则：

第一，怀疑精神与自由思想。“实验”的观念拒绝任何既有本质论观念体系的统照主导，让怀疑精神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中向现象张开；实验者在大自然面前应当不存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并应当让他的精神永远保持自由。“实验方法是一种宣布思想自由的科学方法。他不仅挣脱了哲学和神学的桎梏，而且也不承认个人在科学上的权威性”(左拉，《实验小说论》，《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767)。第二，实事求是与反对独断。尽管承认一切科学必然是由推测开始，但“实验”观念坚持认为：内在于“悬思”之中的“寻思性推理”，不同于一般简单的“逻辑性推理”，它在实验展开之前应完全来自于对“现象”的观察，而实验之后的“论定”也仅仅服从于实验之中对现象的观察。经由对现象的重视与强调，实验的观念旨在摒弃-排除那种唯理性形而上学的演绎推理。

实验推理与经院主义推理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丰富多彩的，而后者则是贫瘠干枯的。相信有绝对的正确性而实际上却得不到半点结果的恰恰是经院学派，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既然从绝对的原则出发，那么它就置身于一切都是相对的自然之外了。相反，总是怀疑，认为一切都不会有绝对的正确性的实验论者，则能达到主宰他周围的现象并扩大他对自然的支配能力的目的。 (左拉，《实验小说论》，《文学中的自然主义》143) 

第三，探寻“现象”“近因”与规避“终极”“本质”。实验所欲达成的只是对某一现象呈现与否起决定作用的“近因”的把握，而对形而上学通常所津津乐道的“终极意义”、“根本原因”、“本质”等统统避而不问。“全部自然哲学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认识现象的法则”(左拉，《实验小说论》，《文学中的自然主义》142)。“实验”观念只尊重“现象”，只对现象意义上的“近因”感兴趣。同时，贝尔纳也强调：“实验”的观念，本身并不排斥“改变”和“驾驭”现象的意思；因为只有通过运用或简单或复杂的方法改变现象的自然状态，所谓“主动的观察”方能达成。这也正是科学的“实验”方法高于一般的“观察”方法之所在。显然，从一般的“观察”到“实验”、从“被动”到“主动”的飞跃，取决于“改变”；而促成这“改变”的内在条件则是包孕在“悬思”中的某种“想象”。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这一想象才使得实验成为可能。想象—改变—驾驭三者内在于“实验”之中，这表明——虽然高度强调对现象的绝对尊重，但“实验”的观念却从来都不否定人的主动性或主体性，它所拒绝的不过只是那种抛开现象沉溺于理念推演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而已。

综上所论，大致可以明了：作为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论，实验观念的精髓乃是在对形而上学的“悬置”以及在对当下现象的“悬思”中达成对未知世界的探究-把握。这里既有探究对象的重新设定，更包含着思维方法的转换。为了充分揭示“实验”观念的革命意义，贝尔纳曾经这样缕述人类思想的发展进程：

人类思想的发展相继经历了感情、理性和实验几个不同阶段。开始，感情支配着理智，创造了信仰的真理，即神学。尔后，理智或哲学成为主宰，创立了经院哲学。最后，实验即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告诉人们，在感情和理性中是归纳不出外部世界的真理的。它们只不过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向导；要获得这些真理，必须深入事物的客观现实，真理隐藏在表面现象的后面。这样，随着事物的自然进展，出现了概括一切的实验方法。实验方法依次依靠感情、理智、实验这个永恒的三脚架的三个部分。在运用这种方法探求真理时，总是首先由感情起始，它产生了先验思想或直觉，理智或推理随之发展这个思想，演绎出逻辑的推论。如果说感情应该由理智之光照亮的话，那么理智本身应该由实验来指引。(左拉，《实验小说论》，《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760)。

由此不难发现，贝尔纳等19世纪的科学家与科学思想家推崇“实验”的方法论观念，虽有矫正片面经验论的动机，但更为根本的意图则是反对先验理性或唯理论。作为方法论范畴，“实验”的观念所排斥的是受既定观念体系所控制主导的理性推演，即基于先验逻辑的纯粹理性思辨。因此，贝尔纳才坚持认为：唯一的哲学体系就是根本没有哲学体系；因为所有体系都是从先验观念出发仅吸收支持这些观念的事实编制出来的，例如，笛卡儿在着手研究实验科学时，把他在哲学中运用得非常娴熟的一些观念引入实验科学。他对待生理学和对待形而上学一样，先确定出哲学原则，目的是把自然科学的事实归结为这个原则，而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从与事实有关而在一定意义上只是解释这些事实的后得观念出发。结果，尽管笛卡尔考虑了他当时所知道的生理学实验，却创制出了幻想的、几乎是捏造的生理学。

02

“实验小说”与文学“科学化”的主张

在阐述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时候，左拉创造了“实验小说”这个后来引发了巨大争议的概念：

实验小说是文学随科学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从物理学和化学到生物学，再从生物学到文学，科学的精神不断拓展。由此，过去那种仅仅体现为抽象的形而上学观念的人在实验小说中将不再存在，人们看到的将是无法不受自然规律和环境影响的活生生的人。一言以蔽之，实验小说乃是与科学时代相契合的文学，这就如同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只能属于经院哲学和神学所主导的时代(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76) 。

左拉明确指出，“实验小说”的要义在于“掌握人体现象的机理；依照生理学将给我们说明的那样，展示在遗传和周围环境影响下，人的精神行为和肉体行为的关系；然后表现生活在他创造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他每天都在改变这种环境，而他自身也在其中不断地发生变化”(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74)。左拉说，“只有这样，作品中才会有合乎日常生活逻辑的真实人物和相对事物，而不尽是抽象人物和绝对事物这样一些人为编制的谎言”(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201) 。

从左拉对“实验小说”的界定中，人们可以清楚地领略其文学“科学化”的主张。事实上，人们对自然主义文学的诸多不解与指责，归根结蒂恐怕都可归诸于其“科学化”的文学诉求。

“返回自然，自然主义①在本世纪的巨大发展，逐渐将人类智慧的各种表现形式全都推上同一条科学的道路”(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62) 。左拉的这一论断提示我们：他所提出的自然主义之“科学化”，根本用意在于“返回自然”，而不在于真的要将文学“化”为科学。左拉说得很清楚：“科学”只是时代给文学所提供的一条“返回自然”的道路；“既然小说已经成为一种对人和自然的普遍研究，小说家就必须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当代科学上的最新进展；由于他们需要广涉一切，当然什么都得了解一些” (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85) 。因此，所谓自然主义文学的“科学化”主张，就只能被理解为是一种“策略诉求”，而不应视之为一种“目的诉求”。需要说明的是，在诸多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文献中，左拉反复谈论的文学应“返回自然”，其语境、要义显然与其文学前辈卢梭的同一口号大不相同。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到来前夕，卢梭“返回自然”的主张，乃是针对西方文明病症提出的一种对人之理想生存方式的表达；这一思想主张对浪漫主义的精神诉求和艺术观念曾产生巨大影响。而左拉的“返回自然”，则是在浪漫主义之后——确切说是在肃清浪漫主义遗风余韵的文学斗争中产生的，它并不关乎什么“人的理想的生存方式”，而只是一种文学主张。这种文学主张，针对的是传统西方文学中的一种严重病症——各种僵死的形而上学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观念对文学叙事的统摄。

左拉认为，作家只有从科学中汲取精神营养，坚持“返回自然”的文学立场，才有可能摆脱各种形而上学观念体系对创作的统摄；而只有解除了这种“观念统摄”，传统文学那种宏大叙事的虚饰、虚假、虚空才有可能被克服，尔后才会有文本“真实感”的达成。在《论小说》一文中，他有如下微言大义的表述：“当今，小说家的最高的品格就是真实感”；“真实感就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778)。由此可知，在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中，“真实感”才是其自然主义文学最重要的目标诉求或最高宗旨。正是为了将这一新的文学宗旨真正落到实处，左拉才提出了文学向科学看齐的行动策略。而当代科学的成就与影响，尤其是其在生理学、遗传学、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最新进展，也的确为左拉这一策略的选择提供了契机。由是，参照贝尔纳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一文中对科学之“实验观念”的表述，左拉才在叙事文学范围内提出了“实验小说”与“实验戏剧”②的文学主张。

如上所述，既是左拉文学“科学化”主张由来的基本逻辑，也是其“实验小说论”的理论旨归。

事实上，文学“科学化”的主张，并非始自左拉，更非源自1880年才发表的《实验小说论》。早在1852年，法国帕纳斯派诗人勒贡特·德·李勒便在其《古诗集》序言中明确提出了长期分裂的艺术与科学在新的时代必须统一起来的主张(转引自葛雷 梁栋 52)。文学史料表明，至19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文学“科学化”在法国很多作家、理论家那里已经成为一个广为谈论的话题。福楼拜在1857年的一封信中称：“艺术应该摆脱缠绵之情与病态的表面文章！一定要使艺术具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转引自朱雯等 310) 。1865年，龚古尔兄弟在其自然主义小说《〈热尔米妮·拉赛德〉第一版序》中也明确地提出：“今天，小说强制自己去进行科学研究，完成科学任务，它要求这种研究的科学和坦率”(726)。左拉在其诸多文学理论文献——尤其是最著名也最有争议的《实验小说论》中所做的，只不过是对这种观念进行综合做了理论化、体系化的深入表述，并由此进一步扩大了这种观念的影响而已。就此而言，自然主义文学中所谓文学的“科学化”，便绝非是一个孤立的、可以忽视的枝节问题而是一个值得对之进行细致考察和辨析的重大问题。

首先需要辨析清楚的便是科学与技术、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的区别。科学上的发现的确可以转化为技术发明，并由此推动技术的进步；但我们依然不能将“科学”简单地等同于“技术”。源自于人之求知本能的科学理性，在本质上除了体现为一种知识建构的认知理性，更体现为一种关乎人之自由的价值理性；而源自于人之物欲本能的技术理性，在本质上所体现的则不过只是一种庸常的工具理性而已。技术的工具理性本质使其本能地倾向于外化为特定的物质-经济体制与社会-政治体制，而体制化了的技术理性又天然地具有在格式化建构中趋向科学主义之沉滞、僵硬、固定、保守的惰性；这与致力于知识建构之外科学理性本身还固有的那种科学精神之怀疑-解构的功能完全南辕北辙格格不入。不同于通常沦为科学主义的技术理性的惰性，作为科学理性的核心，科学精神内里永远充盈着的乃是由怀疑之思所开启的生生不息趋向未知的创造性活力，怀疑之思乃是科学撬动世界的伟大杠杆。所以，“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比起它的反面，即比起讲究理论上的法则和秩序来，更符合人本主义，也更能鼓励进步”(法伊尔阿本德 1)。可以想象，左拉对为其文学“科学化”主张直接提供理论依托的克洛德·贝尔纳之如下论述必定心领神会：“科学的独特功能便是使我们了解我们不知晓的东西，用理智和经验代替感情，明确地指出我们目前知识的局限所在。它虽然反复地以此贬低我们的自尊心，但同时却也以一种奇妙的补偿不断提高我们的能力” (左拉，《论小说》752)。质言之，科学这种本质上源自于人之生命意志的怀疑精神与创造活力，构成了其绝不执念于既有-现时而是永远执念于未知-未来的精神品格，这与构成文学之灵魂的自由精神与理想情怀堪称血脉相通心心相印。

就此而论，自然主义主张文学的“科学化”，绝非要简单地推进文学的理念化或理性化，而是要给文学灌注科学之怀疑精神的血液，插上科学之创造精神的翅膀，将文学从很久以来窒息着其自由呼吸的形而上学观念体系中解放出来，让文学从玄缈的“理性”王国回归真实的“现象”世界，从功利(政治或道德等等)的工具属性回归审美的(艺术)生命感性。在《实验小说论》中，左拉对此曾做过大量精辟论述：文学的“科学化”首先便是借鉴“科学的方法”即“实验的方法”。而“实验方法”的核心观念则是“在大自然面前不存任何先入之见从而让精神永远保持自由”(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63)的“怀疑”。“自然主义小说家看重观察与实验，他们的全部工作均产生于怀疑。他们以怀疑的态度站在不甚为人们所知的真理面前，站在还没有解释过的现象面前。”因此，“实验方法非但不会让小说家幽闭在狭隘的束缚中，反而使他能发挥其思想家的一切智慧和创造者的所有天才〔……〕对人类的精神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广阔、更自由的事业了。我们将会看到，与实验论者的辉煌胜利相比，经院学派、古板偏执的体系派以及理想主义的理论家们显得多么可怜”(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69)。“实验小说家的真正事业就是从已知向未知进军〔……〕而理想主义小说家坚持各种宗教或哲学先验理念的偏见，陶醉在未知比已知更高尚更美丽的这种愚蠢的托词之下而存心停留在关于未来的理念乌托邦之中”(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78)。“实验小说是本世纪科学发展的结果，它是生理学的继续并使之完整，而生理学自身依靠的又是化学和物理学；实验小说以自然的人代替抽象的人、形而上学的人〔……〕”(左拉，《论小说》752)

作为工具理性，技术本能地趋利务实，常常因物质-经济层面的成就而骄狂，并由此释放出高估自身力量的虚妄，演化出盲目浅薄乐观的“技术崇拜”。这种“技术崇拜”虽然往往盗用科学的名号而自称为“科学精神”，但在本质上却只能是一种“伪科学精神”。“伪科学精神”显然与真正的“科学”或“科学精神”无涉。科学永远求真求实；科学的这一精神品格使其永远葆有清醒的自知之明，并因而始终保持着虔诚谦卑的姿态。“我们头脑的本性会引导我们去探求事物的本质或‘终极原因’。在这一点上，我们已远远地超出了自己所能达到的目标；因为经验很快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应当逾越探究‘怎么样’这一规定范围，即现象的近因或现象的存在条件之范围” (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75)。早在19世纪中叶，科学家们便明了了科学力量的边界——只能探究事物“怎么样”，而不能追究其“为什么”，即只能尽力去探究现象之后的直接原因或相对近因，而无力追究现象之后的终极本质或绝对理念。对当时科学界这种祛除终极本质或绝对理念的时代精神心领神会，左拉认为自然主义作为新时代的新文学应该彻底贯彻这一精神原则。并且，他显然将这一思想观念理解为其所倡导的自然主义文学的本质。正因为如此，他才对此不厌其烦地一再重申：“我的作品将不这么具有社会性，而有较大的科学性”(左拉，《巴尔扎克和我的区别》291—292)。“为了不堕于哲学思辨的迷津，为了以缓慢的对未知的征服来取代理想主义的假说，我们应当只满足于探求事物的‘怎么样’。这就是实验小说的正确的任务，并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取得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75) 。

与其他作家一样，左拉的论战性理论文字的确表明了其对文学的诸多看法，但这些看法却不一定都能天衣无缝地揭示那些可以确切地描述其本人文学创作的原理。否则，文学研究将变得异常简单——人们只消收集一些作家的自我论断，然后再做些简单梳理就可以大功告成了。比“罗列”重要的是“梳理”；与“梳理”相比，“辨析”则永远更为重要。自然主义文学“科学化”的主张将文学家比作科学家或将文学比作科学，这显然都仅是一种比喻，而不是美学原则。“类比”在逻辑上是不具有结论性的，“类比”贴切与否人们完全可以提出质疑；然而，“类比”又总是卷裹着论点，对此首先要做的便是小心翼翼的辨识与辨析。

03

“文学科学化”：策略、目的与实施条件

文学何以在这个时期非同寻常地向科学大抛媚眼或投怀送抱？

自然主义文学借助科学的力量去谋取自身的艺术发展，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乃是一种基于时势的策略选择。不管是中世纪直接来自于权力化了的基督教之统治，还是古典主义时期来自王权政治的牵制，不管是启蒙主义所造成的宏大历史叙事，还是浪漫主义展开过程中所不断释放出来的神学人道主义，前自然主义的西方文学，其历史展开过程中一直难以摆脱的困境乃是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侵入和统摄。至19世纪中叶，进一步解除外部施加给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渗透并由此回归其审美(艺术)本性，这既是西方文学继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革命性反叛之后自身演进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西方社会-文化体系推进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在由科学、哲学、宗教、艺术(文学)诸元素构成的动态文化体系中，文学发展的这一内在要求决定了它只能从自然科学这一文化领域寻求支援。因为，其它诸项或多或少都与文学此时要冲破的社会意识形态束缚相关。艾布拉姆斯在其剖析浪漫主义诗学名作《镜与灯》中曾精辟指出：“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诗与历史相对，这样区分的理由是，诗所模仿的是某种普遍的或理想的形式，而不是实际事件。浪漫主义批评家的惯常做法是以科学代替历史来作为诗的对立面，并将这种区别建立在表现与描写，或情感性语言与认知性语言之间的差异之上”(157)。而今，在科学大行其道的精神氛围中，反浪漫主义的自然主义文学却在科学中找到了颠覆浪漫主义传统的最好武器。为了消解既往文学所热衷的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自然主义文学就是要反浪漫主义之道而行之：以科学作为诗的“同盟者”而不是“对立面”。借科学之“真”的精神为“矛”，攻社会意识形态之“善”的禁锢之“盾”，以恢复文学之“美”的“本真”，就这样历史地成为19世纪中叶以降西方文学展开过程中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策略选择。

自然主义文学祛除形而上学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观念的历史使命和战略要求，在科学精神勃兴的“时势”驱动下，孕育出了其文学“科学化”的策略选择；而19世纪中后期科学领域的诸多最新进展，则为文学与科学携手这一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可行条件。

首先，达尔文进化论发表以降，生理学、遗传学、病理学、实验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等学科突飞猛进的发展，使西方自然科学对人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生理学、遗传学、病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创立与发展，表明自然科学的边界已从对纯粹自然现象的探索大规模地扩展到了对人这一特殊“自然存在”的探索。这些学科对人这一独特生命现象从特定侧面或角度展开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对作为“人学”的文学均有重要参考与启迪价值。其次，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等诸学科或者获得创立或者得到巨大推动产生了质的飞跃，这表明自然科学的边界已从对自然界的研究渗透扩展到了对人类社会这一特殊界域的研究。这些学科对人类社会这一独特存在领域从特定侧面或角度展开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对永远无法脱开社会生活的文学亦具有重要参考与启迪价值。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均是在自然科学获得革命性突破的背景上产生或获得迅猛发展的，其学科理念直接萌发于自然科学的最新观念，其研究方法也大抵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为要旨。这些学科的确立，表明“科学的领域已经扩大，把人类一切精神活动都包罗了进去”(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81)。在科学精神与科学发现深入人心的时代，“所有脑力工作者，只要他们有意识地寻找新的、适应时代潮流的方法和内容，都会努力掌握各种实验方法”(奥尔巴赫 556)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常常将这些学科的出现视为真正的“社会科学”的诞生。显然，人类学、社会学等新学科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与揭示，其基本观念、思维取向、认知路径、操作方法等诸层面与传统的政治学、伦理学乃至哲学与神学显然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这些新兴学科的出现与发展，对这个时期竭力要挣脱形而上学观念体系束缚的文学，无疑是一个福音。

“19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类的研究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人类也会或必定会很快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适当的对象。科学正伸手去抓住这个最高境界的创造物”(科尔曼 126) 。自然主义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19世纪后期西方文化结构的这一划时代的变化同步的。自然主义文学不同于既往文学的这一得天独厚的文化背景，对它的影响可谓重大而又深远，而其中最引人注目者便是——作为人学的文学与原先只以自然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关系突然被拉得很近：文学家现在可以直接从科学家的勤勉工作所获得的当代科学的最新进展与发现中，寻找直接对自己的创作有所裨益的观念、灵感、视角乃至方法。

就此而言，自然主义文学“科学化”的主张，并不是要用科学取代文学，更不是要将文学变成科学。作为一种“策略诉求”，从根本上来说它并不完全是文学对科学的“被动”“适应”，而更是文学面对现实的一种“主动”“选择”。作为对构成时代文化主流的科学精神的“反映”，文学自然主义体现了科学精神对文学的“渗透”；就此而言，人们完全可以将其看成是科学发展以及科学精神扩张的产物。但同时，作为对构成时代文化主流的科学精神的“反应”，文学自然主义又体现了向科学精神以及科学上的新发现“借力”的一份文学自觉；就此而言，人们也应该充分意识到——文学“科学化”的主张并没有也不可能构成自然主义文学对其与科学主义“对衡”的人本主义根本立场的背叛。同时，在西方文学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自然主义没有像唯美主义一样抱起头来消极地蜷缩进艺术的象牙之塔，而是主动地顺应历史的要求和时代的挑战，这才有其唯美主义难以企及的宏大气象、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

04

“反传统”：“实验小说”的先锋姿态

我们要埋葬武侠小说，要把过去时代的全部破烂，如希腊与印度的一切陈词滥调统统送到旧货摊上去。我们不想推翻那些令人作呕的所谓杰作，也不打碎那些素负盛名的雕像，我们只不过从它们旁边穿过，到街上去，到人群杂沓的大街上去，到低级旅馆的房间去，也到豪华的宫殿去，到荒芜的地区去，也到备受称颂的森林去。我们尝试不像浪漫派那样创造比自然更美的傀儡，以光学的幻象搅乱它们，扩大它们，然后在作品中每隔4页就凭空装上一个。(于斯曼 324)        

如上表述，很容易让人想到20世纪初叶未来主义者将古典作家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的高叫。但它却不是出自马利奈蒂或者布勒东或者其他任何现代主义作家的手笔，而是出之于19世纪末自然主义作家于斯曼的一篇关于“自然主义定义”的短文。正如莫泊桑在谈论他们的领袖人物左拉时所说的一样：自然主义作家是“革新者”，是“捣毁偶像者”，是“所有存在过的东西的凶恶敌人”(莫泊桑 364)。显然，反传统的先锋姿态是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重要特点，同时也是自然主义文学之现代属性的重要表现。

“社会和文学的进步有一种无可阻挡的力量，它们能轻松地越过人们认为是无法逾越的障碍”(Zola, “Naturalism in the Theatre” 224) 。《戏剧中的自然主义》一文中的这一断语，表明左拉深受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持有一种乐观的坚信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使他获得了面对传统可以说“不”的坚定信念。面对着生生不息“现象”展开，人类需要一种绵绵不绝的怀疑精神，——当代科学“实验”观念中这种怀疑主义的思想立场则进一步强化了自然主义反叛传统的革新意识。在这里，“怀疑”所代表着的乃是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目光：作为思维方式，因其唯一能够确定的信仰就是对“不确定”的信仰，它蕴含了巨大的思想“开放性”；作为思想目光，其内里躁动着冲决既有一切“限定”的愿望，锋芒所向往往是代表着“限定”与“秩序”的传统。

“‘变化说’是目前最合理的体系”(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90)。自然主义作家坚持不断向着“不确定”的未知生成，在当代科学“实验”观念的激励下，大胆进行“实验小说”的“小说实验”，在理论意识和创作方法两个层面上形成了“实验主义”的现代文学理念。而这一文学理念的核心则是：反对守旧，倡导创新。左拉曾满腔鄙夷地这样谈论那些在思想和创作上因循守旧的作家：“那些思想偏执或头脑懒惰的人，他们宁愿躺在他们的僵死的体系上无所事事或在黑暗中安眠，而不愿刻苦工作和努力走出黑暗”(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87)。而关于当下的文学现实，他满怀信心地断言：“形而上学的人已经死去，由于对象已经成了生理学上的人，文学领地的面貌当然也就全然为之改观” (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96)。“本世纪的推动力是自然主义。今天，这股力量已日益加强，愈发一直向前猛冲，一切都必须顺从它。小说戏剧都被它席卷而去” (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224)。与同时代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相比，“实验主义”使自然主义作家拥有了更为开放、自由、坚实的艺术理念。不管是在题材、主题、人物还是情节、结构、技巧等诸方面，创新精神和开放意识使自然主义文学实践大大拓进了文学的表现范围和表现能力，将西方叙事文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科学迅速发展、“科学热”席卷整个社会、科学精神也因此渗透到全部文化领域的时代，自然主义作家以其文学“科学化”的先锋主张，主动迎接时代的挑战，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将当代自然科学进展对“人”的新发现运用到创作中去，从而大大拓宽了对人的描写领域；另一方面又从当代科学的实验观念中大肆汲取合乎文学本质要求的怀疑精神和自由精神，在文学理论与创作方法的观念上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形成了“实验主义”的现代文学理念。实验的观念，本身就包含着在“不确定”中不断向着未知生成的信念。因而，左拉“实验小说”之“小说实验”的文学思想，其核心就是颠覆传统，不断创新。

在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之后，以激进的革命姿态挑衅传统以及由传统所熏制出的大众趣味，以运动的形式为独创性的文学变革开辟道路，成为西方现代文学展开的基本方式。虽然在浪漫派那里，这种情形曾有过最初的预演，但总体来看，在过去的时代，这种情形从未以如此普遍、如此激烈、如此决绝的方式出现过。由是，自然主义文学与传统及大众的冲突与对抗，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西方现代文学开启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反传统”是历史的“断裂”吗？面对着自然主义作家激烈的“反传统”姿态，人们禁不住如此发问。

实验的观念，本身就包含着在“不确定”中不断向着未知世界生成的信念。自然主义因此获得了完全开放的文学视野，而在骨子里刻上了“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使自然主义与其所反对的浪漫主义在反对古典主义的阵地上又并肩站到了一起。这并非是“观念旅行”的纸上推论，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

因思想渊源与时代情势的不同，浪漫主义之自由主义与自然主义之自由主义的精神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前者主要基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那种具有强烈“臆断”、“推演”色彩的主观主义，而后者的来源则主要是实证主义那种非常切近“现象学”的精神观念以及当代科学的“实验”观念。因此，与浪漫主义那种常常堕于虚幻和狂热的自由主义不同，作为一种从现实出发的自由主义，自然主义的自由主义比前者更多了一份平实、稳健的冷峻色调。“实验方法是一种宣布思想自由的科学方法。他不仅挣脱了哲学和神学的桎梏，而且也不承认个人在科学上的权威性。这丝毫也不是骄傲和狂妄。相反，实验者否认个人的权威，表现出谦逊，因为它也怀疑他本人的认识，使人的权威从属于实验和自然规律的权威”(左拉，《实验小说论》，《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767) 。左拉在《实验小说论》中对贝尔纳这一论述的引用，显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大有深意。他进一步发挥说，自然主义作家“抛开了所谓既得真理，回到最初的原因，重新回到对事物的研究，回到对事实的观察。像上学的孩子一样，他甘愿自表谦卑，在能流利地阅读之前，先将自然这个词按字母来逐个拼读一番。这是一个革命，科学从经验主义中摆脱出来，方法就是从已知向未知迈进。人们从一项已被观察到的事实出发，就这样从观察到观察逐步前进，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之前，决不先下结论”(Zola, “Naturalism in the Theatre” 199)。站在现实的大地上，“抛开”一切“所谓既得真理”，自然主义大胆质疑传统，激烈批判传统；但“抛开真理”、“质疑传统”之后，自然主义作家并没有像浪漫主义作家一样“回到自身”，而是“回到最初的原因”，即“返回自然”，回到生活的大地。这样，左拉所说的自然主义这场文学“革命”，便不仅只是对“传统”的革命，而且也是对“自我”的不断革命：在质疑传统和批判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自我质疑中随时准备反对自身。对传统的激进立场与对自身的严厉态度的同时“在场”，使自然主义作家在颠覆传统的激烈冲动中蕴含了一份对传统的清醒与左拉所谓的“谦卑”。一方面，始终不遗余力地激烈批判浪漫主义；另一方面，对浪漫主义的历史功绩以及某些浪漫主义作家在创作上的成就又给予高度的肯定，——左拉在浪漫主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表面看来不无矛盾的立场，乃是文学自然主义与文学传统关系的最好表征。

现代主义文学大师T.S.艾略特曾说：“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来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130—131) 。的确，整个人类文学并不是所有作家作品在数量上、空间上的堆积，而是一个内里有着细致联系的整体。由是，任何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与传统都是无法断开的。与其它精神性的存在一样，文学会有发展，有时这种发展甚至呈现为某种跳跃，但所谓的断裂是永远不存在的。这意味着所谓的“发展”，恰如生命的展开，乃是一种点点滴滴的更新。

19世纪以来，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发表之后，西方文学的发展与其他人类事物的发展一样，出现了明显的加速，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文学思潮在多元化的格局中不断以运动的形式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反传统”愈发成为现代作家基本的存在方式与精神姿态。考虑到高度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与飞速发展的社会-文化现实所构成的作家之前所未有的生存境遇，对这一纷纷扬扬的新的文学景观的判断尤其不可仅仅根据表象就轻易做出类如“文学史断裂”这样的断语。“反传统”只是现代作家面对传统以及与传统往往同构的大众趣味所投放出来的一种先锋精神姿态。无论以何等激进的方式呈现，无论如何表白其自身所具有的“革命性”，这种先锋精神姿态都不应该被看成是一种“历史-文化断裂”的“实事”。相比之下，在复杂、艰难的现代文化语境中，将现代作家的“反传统”理解为是他们的一种生存策略或许更为精当。审视文学自然主义对待文学传统之矛盾态度，我们不难从中得到这样的启示。

05

“实验主义”：从自然主义到现代主义

“实验”(Experiment)的观念，乃是左拉所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观念。无独有偶，在后来现代主义文学的诸多理论文献及创作实践中，人们同样发现“实验”乃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语汇。由是，“现代派”才常常又被叫做“实验派”，文学“现代主义”有时又被称之为“实验主义”。19世纪中叶以降的一百多年，科学领域中的“实验”观念频频在西方文学领域中亮相；这一事实，乃是启发笔者用“延续”的整体观念而非“断裂”的分裂观念去审视文学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关系的一个重要契机。

强调“独创性”的现代主义作家，大都持有激烈的反传统的思想立场，而尤其对传统的文学规范和文学观念，他们更是本能地流露出敌视与抵抗的强烈欲望。在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反传统”的热狂从来都是这些运动展开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现代文学景观。这些“景观”中的激进现代主义者，甚至常常让人联想到登堂入室的“文学暴徒”或“文学海盗”。在谈到威尔斯等传统作家时，连素来温文尔雅的女作家吴尔夫也不无鄙夷与决绝地说：“他们发展了一套适合他们目的的小说技巧，他们造出工具，创立规范，以完成他们的事业。但他们的工具不是我们的工具，他们的目的不是我们的目的。对于我们，这些规范是毁灭，这些工具是死亡”(《班奈特先生与勃朗太太》633—634)。

在“反传统”的思想立场及与之相契合的创新意识方面，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显然息息相通。然而，历史似乎总习惯于在令人迷惑的悖谬中前行：正是这种相通，决定了身处“历史下位”的现代主义必然要持有质疑、反对自然主义的姿态。人们应该意识到：这种质疑与反对只是事物在扬弃中不断向前展开的基本方式，丝毫不同于既往本质论思维所诞生出的那种你死我活的绝对否定。这意味着，无论各种表演性的宣言中充斥着何等激进、激烈的反叛企图，人们依然需要静心辨析它们之间的传承。左拉曾明确指出：自然主义并不是一个推翻了旧体系之后自己开始执掌话语霸权的新的权威体系，自然主义反对一切体系，包括反对它自身 (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89) 。因此，虽然客观上自然主义在当时因其巨大的影响而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思潮，但左拉、于斯曼等很多重要的自然主义作家却反复否认自己是属于某一流派或某一宗派：“不，我们不是宗派主义者。我们相信无神论作家还有画家都应去表现他们自己的时代，我们是渴望现代生活的艺术家” (于斯曼324) 。“我一再说过，自然主义并不是一个流派，比如说，他并不像浪漫主义那样体现为一个人的天才和一群人的狂热行为”(Zola,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89) 。

从自然主义开始，西方现代文学的展开越来越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奇怪方式：一方面，新起的作家几乎总在一种自觉意识的导引下表现出激烈的颠覆既往反叛传统的偏执姿态；另一方面，他们在新的文学理念或创作方法的探求中，又有一种超越一切（当然也包括他们自身）向着无限的未来生成的冲动，——在这种冲动中，他们似乎失却了既往作家常有的那种将自身“体系化”与“权威化”的追求。由是，综观20世纪的西方文坛，人们不难发现：一方面是共时性空间维度上的乱云飞渡般的流派林立，另一方面则是历时性时间维度上各领风骚三五年的风流云散。即使在一个流派内部——例如超现实主义，其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迅速向前展开的火爆节奏也未免让人惊讶莫名。标榜自己与传统血缘关系的作家越来越少了，表白自己与传统作家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甚至昨天的自己多么不同的人却越来越多。“现代主义作家”这一标牌的两面上，一面写着“颠覆传统”，另一面上则印着“成为自己”。“颠覆传统”已然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姿态，而“成为自己”则成了永远在前方地平线上的一种可能。因为，自我的真实状态永远是一种在不断超越现在中向着未来的生成。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自我也是不确定的；唯一可以确定的便是“不确定”。在这种“不确定”中张开的永远指向未来的寻求，赋予现代主义的文学机制以一种生生不息的创新动力，现代主义也就由此被称为“实验主义”(福克纳 1)③。“天地广阔无边；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方法、没有什么实验——即使最想入非非的——不可以允许，唯独不许伪造和做作” (吴尔夫，《现代小说》621) 。显然，“实验”的要义在这里不是别的，只是在“不确定”中的永恒追求和不断创新。“一切创造都是尝试性的，一切艺术也都是实验性的”(桑塔亚纳 261) 。

构成现代主义之总体特征的“反传统”，决不意味着它与文学传统的实际“断裂”，而只能被理解为是其从自然主义文学传统中承续下来的“实验主义”文学立场的内在规定。也就是说，与其说现代主义是“反传统”的，倒不如说它是“实验主义”的。“实验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灵魂，决定了它总要以“反传统”的理论立场来确定自己的当下存在，厘定自己创新求变的合理性；但理论立场和实际情形当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现代文化生态和文学语境中，理论姿态和实际情形往往相去甚远，体现出一种极具张力的悖谬。如果不能对此拥有清醒的意识，则对这样一个理论爆炸的时代达成准确把握就必定会成为一句空话。

“实验”，即在“不确定”中的建构尝试，它所代表着的是一种新的文化立场与文化态度，它所揭示出来的则是“上帝死了”之后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确立。无论从思想信念还是从创作态度来看，现代主义文学之“实验主义”的精神品格，均直接来自于自然主义文学所倡导的“小说实验”。正是这种“实验主义”的精神姿态，直接引发了现代主义文学呈现为一种“爆炸性”的创新奇观。所以马·布雷德伯里和詹·麦克法兰才共同认定：“运动要成为现代的这种愿望何时变成了现代主义呢？〔……〕文化分析家在观察19世纪的各种倾向从中寻求一个出发点时，他最好对自然主义和起自并超出自然主义的演变——‘自然主义的征服’——做一番思考。〔……〕整整一批新的纲领就是从那里发展出来的”(171)。

注解

【Notes】

① 此处的“自然主义”意指科学主义，而非文学上的自然主义。

② 比“实验小说”稍后提出的“实验戏剧”主张，对20世纪西方戏剧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③ 根据彼得·福克纳在《现代主义》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主义”这个术语在20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逐渐具有了“与艺术中的实验活动相联系的具体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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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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